新乡到西安、西安到四川、四川到重庆、重庆到北京，辗转求学10余年，阮祥燕不断追求着自我的完善。年，当决定落脚首都医科医院作为自己未来职业生涯的起点时，她带着仅有的家当——几个吃饭的碗和几箱子书，来到北京。心中装着对妇产医学的热爱与执着，从零做起，阮祥燕跨过了一道道坎，在推动中国妇科研究与国际接轨，造福中国千万女性及家庭的事业上，走出一串非常漂亮的足迹。当这些过往被她不紧不慢、不乏幽默地娓娓道出时，你会发现，温和、平易近人的阮祥燕同时又是一个丰富又充满力量的人。
从新乡到北京
“你知道吗？我家女儿曾是年龄最小的户主。”阮祥燕笑着提起一件事。
大学毕业后，她在河南新医院妇产科做了3年的住院医师，并结婚生下女儿。收到硕士录取通知书当日女儿出生，这种情况下，去不去上这个研究生已经是一件左右为难的事，但还有一件事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她的爱人也同时考取了西安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全家都走，孩子怎么办？很多人劝她，女人就应该多牺牲，家里有一个人出去上学就可以了，阮祥燕犹豫了。但思来想去，为了不给人生留下遗憾，她还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去上了研究生。“读研究生，我跟我爱人的户口都迁走了。女儿出生40天就成了户主。当时办户口的人说，这是他见过的最小的户主。”虽然笑着说出了往事，但依然能感觉出她当时有过怎样的挣扎。
在西安医科大学，阮祥燕遇到了导师曹缵孙教授，她是我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在生殖内分泌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曹教授很严谨，她说阮祥燕：“你在写第一个字的时候就在想第三个字。”“我真是这样，第一个字没写明白，第三个字就出来了，所以老师最了解自己的学生。指导论文，老师更认真，至少要改三五遍，一个字一个字地改；出门诊，病历写错一个字，老师就让我们重写；有些图自己感觉画得不错，但老师不满意，就坐下来亲自画。”当时没有科学学位和专业学位的区分，所以很多实验研究都是利用晚上或假期的时间进行，研究生宿舍楼晚上12点锁门，多亏锁门的链子比较长，所以晚归的阮祥燕经常能从门缝钻回去。就是这样早出晚归3年，阮祥燕拿到了硕士学位。
硕士快毕业时，一天她心中忽然闪出一个念头“考博士”，而之前她从来没有这样的打算。“当时博士很稀缺，读硕士时，西安医科大学只有两个博士，所有人看他们都是仰视的。”由于西安医科大学没有妇产科博士点，所以阮祥燕辗转考到了华西医科大学，在成都师从妇科肿瘤著名专家王世阆教授学习。没见王教授前，阮祥燕想象他应该是个又瘦又矮的老头，结果面试一看，那么高大——一米八的个子。
这么魁梧帅气的王老师却特别平易近人，下班、出诊的路上，他会讲一些临床的案例，也会讲一些他自己的趣事。做课题时，他会让阮祥燕放开思维去做。在临床培训上，他的手术做得特别好，手术时会作为助手看着阮祥燕一步步将手术完成。
在华西医科大学，阮祥燕读的是临床医学博士，为将步骤、方法一步步、一个个摸清，她经常利用晚上、周末去做研究。那时，刚学会骑车的阮祥燕经常蹬着自行车穿梭在各个实验室之间。博士毕业的日子来临，考试却不容易。上午临床考试，现场给病人，自己进行问诊、诊断，给出治疗方案、做手术。一整套手术做完，合格了，下午才能进行论文答辩，整个答辩要用一天的时间。虽然难度大，阮祥燕还是顺利过关了。
“说实话，博士毕业想再做博士后，但博士后在当时也很稀缺，我就想看看博士后到底长啥样？天天做些什么？于是我和刚刚博士毕业的爱人就一起联系学校，后来他去了北京，我去了重庆。”
阮祥燕一个人带着女儿到了重庆，在重庆医科大学做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妇科肿瘤的研究。导师是著名妇产科专家顾美礼教授，指导老师是王智彪教授，他们的研究方向为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肿瘤，不开刀就能做手术，这也是现在肝癌、乳腺癌等做超声治疗的开端。
“王智彪教授对学生的培养是引导式的，下班一起回家，他总是说‘小阮呀！这个问题你考虑考虑怎么做。’我也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个学生，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事情，就不遗余力地来想这个事情。”得益于之前的求学和经验积累，在超声治疗上阮祥燕得心应手，聚焦超声治疗慢性外阴营养不良的首例人类临床成功病例就是她做的，现在这个方法已在全国推广。
早出晚归，没时间照料孩子，孩子在脖子上挂着钥匙跟院里的小朋友一起玩，到了饭点常常会被热心的老师、邻居带到家里吃饭。重庆的生活点滴，阮祥燕记忆犹新，提起那些热心肠的人，她心里温暖又感激。
回忆是很复杂的东西，想起重庆的时光，除温暖、快乐、感恩外，阮祥燕心底最深处始终藏着一份遗憾。在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上临床前两天，父亲突然病危，作为该技术上临床前的核心成员之一，她选择了留在工作岗位，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她说：“我没有埋怨、没有后悔，只是留下心底最深的最永久的遗憾，这是我对父亲最歉疚的一件事。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写封信都要邮好几天，听说去世前父亲把我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揣在了上衣的口袋里。”提起父亲，阮祥燕哽咽了。
忙忙碌碌中，博士后出站的日子到了。阮祥燕的踏实刻苦，让老师们都希望她留下来继续在重庆医科大学工作，但一个前辈的亲自到访，却让她最终选择了首都医科医院（以下简称“医院”）。“我爱人博士后出医院工作，假期去探亲，我到医院看了看，并递了一份简历。陈宝英院长看了简历后，医院的公章亲自来到重庆，医院报到，陈院长就已经把住房的钥匙给我了。我很感谢陈院长能亲自来重庆，更感谢她给了一个适合我将来开展工作的空间，这对于多年求学的人来说，意味着终于有地方可以安定下来好好工作了。”
博士后出站，带着对未来的憧憬，阮祥燕来到北京。
受命创建新学科
医院第一个引进的博士后，阮祥燕一到岗就接到了任务——创建更年期综合指导中心。医院通过国际招标引进了更年期相关的一系列配套仪器设备，但没人愿意放下手术刀来做这件事。更喜欢研究试管婴儿的阮祥燕因老院长的知遇之恩接下了这个任务。
参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验，阮祥燕带领团队于年在医院率先建立了国内首个更年期综合指导中心，开始了对女性更年期保健与激素治疗的规范临床与研究。年，医院又在全国率先建立妇科内分泌科，为更年期与妇科内分泌相关疾病的规范管理与研究奠定基础。
年，因在绝经领域医疗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医院协会、中华医学会联合授牌医院妇科内分泌科为中国首个“绝经门诊项目中心”，旨在为全国培训优秀的更年期保健医师，引领国内更年期保健及相关疾病诊治的科学性与规范化，为广大女性提供国际前沿的医疗保健服务。
阮祥燕觉得她率领的内分泌科之所以在全国领先，与她在国外的访问学习密不可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我已经40岁，现在我的学生20多岁就走上国际舞台了，在这之前，我一次国际会议都没有参加过。也是在那时经过培训我才发表了第一篇英文论文，从科研数据的收集、分析到统计学的处理到最后的成文、修改，在那里我真是学了很多。”阮祥燕说。
妇科手术技术一旦成型就不会总变化，但妇科内分泌的知识却不同，三五年就会更新一次。年从美国回来，又过了四五年，阮祥燕觉得应该再出去了解一下国际的研究进展了。当时激素治疗与致癌风险研究成为国际上一个研究热点，而妇科内分泌很多治疗要用到激素，在此背景下，年阮祥燕组织了更年期与妇科内分泌相关问题国际研讨会并邀请到了德国图宾根大学的AlfredO.Mueck教授，会上Mueck教授做了“激素与乳腺癌风险”的讲座。
“我了解到，Mueck教授的实验室是研究激素与乳腺癌最先进的三个实验室之一，就特别希望搭建一个合作交流的平台。”年，阮祥燕去了德国图宾根大学，并开展了激素与乳腺癌风险的相关研究。
3个月的学习，通过实验阮祥燕发现一些激素真的有导致乳腺癌增殖的作用。“在那之后，在临床用药中，我都会根据个体情况给病人选择治疗方案。从年建立更年期指导中心到现在，20年我们经常会用到激素，但在我的门诊没有人因为用了激素致癌。我想，这与我在德国的研究有很大的关系。”阮祥燕说。
回国后，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阮祥燕率先在同一模型下研究目前国际常用的3种雌激素和11种孕激素对乳腺细胞增殖作用的影响，研究了不同种类雌孕激素及不同配伍方案对乳腺细胞的不同作用，发现了对人类乳腺癌细胞增殖作用影响最小的激素及激素应用方案，为临床激素治疗中雌孕激素的个体化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提高了激素用药的安全性，进一步明确了不同种类激素的适应证、禁忌证及慎用证。重点研究的PGRMC1有望成为乳腺癌早期检测的新的风险标志物。这些研究成果曾在年获得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年获得国际生殖医学科学大会奖，荣获科学中国人（）年度人物等。
妇科内分泌科疑难病国际专家教学会诊小手术引来大技术
到国外学习，阮祥燕不仅会留意别人先进的实验技术，而且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