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年12月底，新冠状病毒疫情（最初被称为“武汉爆发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出现以来，事件、故事、信息与伪信息、观点、争议汹涌不绝。在疾病与死亡阴影的威胁下，在全面的信息混战之中，人们尝试了解、学习、认识、参与从而做出相应的反应。这一段时间，与同历此时世界各种各样的人们的交互中，一些困惑逐渐浮现出来。首先，我发现我和大家似乎都没有多少对瘟疫的记忆和认识，也几乎完全不知道个人该如何反应，政府和社会将如何反应。
年春天SARS爆发时，我在不算疫区中心的西安。当时我正怀孕，而父亲重病手术后不久。当时术后需要持续治疗的父亲，医院以SARS为借口拒绝接收，除非同意花几十万做干细胞移植。我没有待在家里，医院、单位、菜市场之间，医院的为难和单位的不快。就像朱利亚·卡尔维所说的，瘟疫不过是令人疲惫不堪的存在之流中的另一个负担而已。然而，这段经历不过是我个人的隐痛而已，它并没有增加我对疫病的认识，我想SARS几乎没有成为一种公共记忆和公共知识。
研究过凉山艾滋病群体和麻风病医生群体的人类学学者刘绍华，一直批评中国欠缺对过去防疫和卫生公共政策中根源性的不当和措施失误的反省和检讨，导致防疫和公共卫生失误恶性循环，一次次自我复制；而防范疫病的公共记忆和知识始终无法在社会中形成。然而，这并非只是中国的独一现象。二月中旬我在蒙特利尔时，当地的人们曾和我一起向武汉的受难者默哀，但是他们没人相信这个病毒会蔓延到全世界。如今，蒙特利尔已经成为加拿大的重灾区。当地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祖母经历了大流感，家里十个兄弟姐妹只有两人幸存。而这也只是一个家庭的口传故事，并没有在此次危机时成为预警的历史记忆。西方世界对这种历史记忆缺失和公共认识的反思与批评有各种角度，后殖民自我优越的惰性是其一；马克·洪格斯鲍姆（MarkHonigsbaum）则谈到二战后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人类征服、控制自然的绝对自信的深远影响。
回头来看，瘟疫历史记忆在当代的普遍缺失令人匪夷所思。这直接表现在人们对瘟疫蔓延的空间和时间范围没有概念，甚至对滞后出现的科学信息也将信将疑，直到瘟疫成为改变自己生存空间的现实。加缪的《鼠疫》中，非常明显的是人物故事和情节发展附着于鼠疫发展的时间线，鼠疫过程才是叙述的核心。而这个过程清楚地显示了疫情的来去完全不由人做主。人可以救治帮助同类，但是无法约束改变病菌的生灭进程。东罗马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在他的《战争史》中详细描述了“查士丁尼大瘟疫”发生到消退的过程，和加缪《鼠疫》中描绘如出一辙。
中国自古瘟疫频发，而人们似乎也并没有清晰或者完整的记忆。武汉封城后，一位朋友曾说过，中国古代对付瘟疫从来没有什么好办法，医书典籍中都是四个字：“死人无数”。即使有传说中的叶天士的公共防治理论，也已经失传，没有医案可循。残存的记忆或许深植在集体无意识中，通过恐惧而表现——比如不仅在医疗和社会资源薄弱的农村出现的封村封路，也在全社会出现的封堵排外的极端防护措施。这种防疫局面，耶鲁大学历史和医学史荣誉教授弗兰克·斯诺登称作是欧洲中世纪“防疫封锁”策略（cordonsanitaire）或者“巨锤锤击”手段。一些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出于SARS记忆、口罩文化和对亚洲一哥的不信任，及早采取防疫措施；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同中国一样没能在早期应对，最终都毫无选择地先后采取了相比中国的“防疫封锁”较为灵活、人性的隔离措施。
历史记忆的缺失，也表现在以古鉴今的全面缺失。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记录了建安二十二年大疫。当时“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而受瘟疫袭击的，尽皆“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褥之门，若是者鲜焉。”按照当时的知识，曹植说瘟疫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而生。百姓愚昧，悬挂祛病符抵御，实为可笑。曹植记录了当时的特定文化知识和贫富分化现象；而曹植耻笑的迷信，经过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转化，神鬼之力转化为国族和集体认同，继续安慰失魂落魄的民众。这个记录可以看作构成中国传统中对瘟疫深层集体潜意识的几个要素。
历史记忆的缺失，还表现在古代与现代，传统知识与西方现代知识之间的完全断裂。无论是学界、政府还是民众，都无视中国历史中曾经出现过的合理防疫措施，以及官与民的责任关系的认识。刘绍华在近期与新京报的访谈中说：“在前现代时期，卫生与健康基本上是个人与家庭的命运和责任。关于国家卫生或国民健康的讨论已指出，自十六世纪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后，卫生逐渐成为国家所关切的公共性议题。”这种认识完全是建立在西方现代学科知识框架上的，中国历史并不符合这个欧洲叙述。熙宁五年（年）至熙宁十年（年）期间，苏东坡任杭州通判，后知州。刚上任，杭州大旱之后，饥疫并作。苏东坡请求朝廷减免供米，保持了米价平稳；又卖度牒筹资而买米救济饥民；之后又减价卖官仓储米（常平米）。其外，施放稠粥药剂，并带着官吏和医生逐个去往坊间治病。苏东坡还另将官府余钱（羡缗）和自己的私囊所藏黄金五十两拿出，筹建病坊（医院），以备疫情再次发生。在给朝廷的《奏浙西灾伤第一状》奏章中，苏东坡陈言救灾恤患应当预先计划防备，不能等到疫情爆发再做响应。并且婉言讽劝皇帝，见民疾苦匍匐，不能计较利益；就是从权衡权利害之轻重出发，也应学习地主在灾害时期善待佃户，以为长远留得人心考虑。苏轼的防疫记录提醒我们，在文明比较和进步论之外，或许可以从防疫、公共卫生制度、治理制度、社会结构、文化意识、权力与民生关系的良善这个更深层的尺度上衡量、反思当前的社会与治理。
本文作者、艺术史学家朱利亚·卡尔维描绘的-年佛罗伦萨瘟疫，是同期米兰和那不勒斯瘟疫一个相对温和的版本。温和不是疫情紧急状况下治理控制手段的温和，而是恐慌和恐惧没有在社会中形成骚乱和人们彼此之间的严重迫害。社会中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生存方式、习俗、情感联系，往往越出紧急状态治理的森严边界；生存所必要的社会与情感联系以隐秘的方式得以维持。
在《年佛罗伦萨瘟疫：社会交换的隐喻》这篇文章的
第一部分
，卡尔维沿着官方疫情记录的时间轴线，概括了瘟疫爆发促成国家出现和强制干预的历史现象中的各个构成要素。弗兰克·斯诺登（FrankM.Snowden）在他的新著《流行病与社会：从黑死病到现在》中也谈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大公国为了应对黑死病，健康权威与军队和行政管理结合，形成了针对瘟疫的公共卫生管理政策和机制，现代国家体制由此诞生。卡尔维在官方卫生治理的叙述之中，发现了一系列她称作“启应悼文”式的相互联系的事件，通过这些事件揭示人们日常生活的轨迹、交流、肌理，从而打开了官方叙述的时间线和权威重新组织的空间配置（社会联系和信息流通）之外的延伸时间与隐藏空间。
在《年佛罗伦萨瘟疫：社会交换的隐喻》的第二部分中，卡尔维通过公共卫生局的诉讼档案，呈现了瘟疫期间下层社会在紧急状态和传统日常生活之间的调整；社会原本的规范、情谊、价值、利益之间的联系如何适应和对抗紧急状态下的严厉规定；强调下层社会在艰难时期，在本来的生存重负之下，如何将瘟疫新的压力吸收，创造维护原有社会关系和价值，为生命抗争的机智策略。在展开的这些个体的档案中，个人，家庭和社区，城市，和整个欧洲的历史记忆彼此交织，一层层打开。而生命抗争策略则打开了严厉官方治理空间背后隐藏的私人社会空间。时间轴和空间轴都呈现出了复杂和多样性。
以卡尔维梳理的17世纪佛罗伦萨瘟疫袭击期间的个人与社会生活对照武汉封城期间的社会表现，可以发现许多相对应的结构和要素。比如，为家人寻求救治的人们；逆行赶最后的火车回到武汉的人们；像投身到瘟疫救治照顾的方济嘉布遣会修士（theCapuchins）一样的医护人员、志愿者、记者、各行各业的服务人员；突破和绕行阻断受限的物理和信息通路，运送，捐赠，传递人员、物资与信息的人们；那些被阻隔困住无计可施的人们，比如漂流在高速路上或者居不得所的人们；那些隐藏亲人的人（J.K.罗琳也在感染后隐藏起来直到自行治愈），藏在海鲜市场的人，流落在停车场和大街上的人们；那些为了维持生计而变通生意方式的人们；那些无以为生的人，比如养蜂人和禽类养殖户，以及那些囤积居奇、倒卖、售卖假货的人；激化的家暴与性别问题；有尊严的死与无名无姓的死，以及私权归属，比如手机和其他个人物品和资产的下落；受苦的共同体，共情与共疗；生命与死亡价值的重新认识，等等。通过这种对照，或许我们可以对官方权威和社会意识主流的防疫叙述与规范之下，更丰富、复杂、困难的个人生命与社会连结有更多包容和理解的认识，从而唤起与死亡恐惧相对的生命肯定意识，确认社会自发的历史与空间的生命联系，修复个体与公共的记忆和自主性。德里达说理解要通过记忆（Erinnerung），而记忆是吸收，是体悟、内化、体用（incorporation）。通过借鉴朱利亚·卡尔维的历史记忆梳理，希望我们也能够整理、建立我们自己的瘟疫记忆。
（译者周琰为策展人、艺术评论家，现生活于加拿大）
凌乱地插入佛罗伦萨健康权威文件中的刑事诉讼档案，阐述描绘了印刷史志里中断的故事的情节、地点和叙述节奏。这些诉讼记录很简短，包含控诉(通常是匿名的),对证人和被告的审问,以及最后的判决。大多数案子中，诉讼后都接着会有被问罪者的恳求，对判决的轻罪转换，或者是大公的宽恕。
我仔细阅读了全部个卷宗。有些仅仅是审判的零散记录，或者是没有继而采取司法行动的控诉。因为事件涉及的主角和证人都是下层阶级，材料的范围相对局限。一个医生是唯一的例外；其他诸如手工艺人，劳工，在丝绸和羊毛制造业工作的女人，底层健康工作人员，鞋匠，车夫，印刷工，园丁，香料商人，仆人，放血人，自营的流动商贩，他们的家庭，还有因为违背健康权威被揪出来后，在审讯期间他们的工作。按照健康委员会规定进行的诉讼给我们提供了不同于史志记录和官方发布的自然主义的视角。在这里，疫情是社会揭示的媒介和过滤器，透过其可以看到那些被大多数其他记录遗忘在阴影中的群体、行为模式、特殊的时间和地点。被审问的人的证言中，紧急情况强调并呈现了日常生活、居住区、生活与工作习惯的局面。因而诉讼记录在不同环境中符号化的关系（如商店、家庭、行会）被中断、被调查的时刻变得具体。在健康官员专制期间，正常行为被看作对传染的恐怖树立的多重屏障的越界，这些屏障中断和转移了日常社会的交流渠道。确实，官方法令的策略是分隔，正是针对这个，被告在审判期间以不同的方式争辩。通过“内”与“外”的分类，紧急情况的规范语言，表达了社会关系的空间性投射（spatialprojections），而原本它是在伦理和司法领域中考虑的。内部与外部空间的对立因而直接暗示着阶级之间的对立。贵族和有产者逃到他们的乡下大别墅（villas）；城墙之内留下的是那些无法逃离的人。城里的街上，只有专业人员在流动，管理救助、医药和最后的礼仪；病人（或者疑似患者）和穷人关在自己的住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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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已经通过空间的区分而社会性地简化了的体制之内，违规在低级和及时的意思上定义。从一个曾经一直使用的出口走出去，或者走过一个门口，一个院子，这已经就包含了犯罪。确实，健康立法确定了内部的世界是被允许的，而那些冒然突破边界的人不可避免地陷入违规。
健康权威规定的范围边界因而和社会交流的渠道交叉：家与商店之间的通道，连接亲戚的房子和邻居的门口，闲话、建议、钱习惯性地交换的窗口。结果是权威采取的措施与引导家庭、邻居和工作关系的社会网络交叉，并切入人的活动的内部核心。比如，因为怀疑染病而被封起的一间屋子，也立刻关闭了物品和个人所属物的流通；家用物品、衣物、和住在那儿的人拥有的物品都会被检查、没收，很可能会被医务人员烧掉。对邻居、家庭、商店老板和仆人来说，封起的出口是无数次违规的现场，他们在法律强加的破坏下试图保护财产，根据权利与优先权的精确系统重新分配财产，以及启动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交换系统，通过哀悼仪式，让疾病和死亡可怕的奇怪变得迟钝。关于一块床单从一个屋子被拿到另一个屋子的争议，因而可以解释成反对行政官员的禁令，重申个体和家庭哀悼权力的无罪辩护的微弱隐喻。在很快集中到关于木板封起来的出口的证言中，可能隐藏着兄弟与姻亲间关于嫁妆的激烈冲突。表面上无动机的行为，常常隐蔽着语义上的复杂性（semantic